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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加速推进的当下，乡土文化基因作为审美现代性的根基与独特资源，正重新焕发强大的生命力。方李莉的《〈乡土中国〉再认识》不仅深入挖掘了费孝通《乡土中国》的思想内涵，还结合当代技术革命、生态危机与城乡重构的语境，探讨了乡土文化在后农业社会的转型与创新。后农业文明以“高生态、高人文、高科技”为特征，推动绿色革命与美学经济的发展，这一理念将乡土理论置于当代语境，为破解传统与现代割裂的问题、探索绿色可持续的文明新路提供重要启示。对“乡土中国”的再认识和再深化，彰显了乡土文化和本土美学的独特价值与未来潜能，为构建新的美学生活范式提供启示。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自问世以来，始终是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一把钥匙，方李莉在《〈乡土中国〉再认识》中则通过重新诠释前人的经典理论，在全球化与第四次工业革命交织的当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路径，揭示了如何通过文化自觉的实践在后农业文明背景下建构审美现代性，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应扎根乡土文化，融合生态智慧与人文情怀，进一步强调了乡土文化理念对当下的启示，为破解传统与现代割裂的问题提供理论钥匙，助力构建中国审美的现代性图景。这一理论既延续了费氏“农工相辅”“乡土重构”等思想，又批判了西方工业文明线性发展观，强调乡土文化基因，呼吁应以生态美学与人文情怀重塑中国审美现代性。

　　在全球化浪潮翻涌的今天，《〈乡土中国〉再认识》以敏锐的学术眼光，重新激活了经典文本的时代价值。该书不仅是对前人学术遗产的深度梳理，更是一场关于“乡土性”与“现代性”如何在后农业文明中对话的思想实验。传统乡土文化并非现代化的阻碍，而是蕴含摆脱生态危机、技术异化等现代性困境智慧基因的资源——后农业文明为乡土文化带来了复兴的契机，乡土文化蕴含的智慧为破解现代性困境提供了方案；本土美学则在传统产业的创新中实现了传承与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深厚的田野调查功底，结合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结构与特质，并指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这种乡土性根植于中国的地理与历史，源于农业社会的定居性与人们对土地的依赖，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稳定的社会结构，揭示了乡土性作为中国文化基因的深层内涵。然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令传统乡村社会结构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此背景下，方李莉对景德镇陶瓷产业的考察与实践体现了中国本土美学研究的现代价值，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她深入挖掘景德镇陶瓷工艺背后的文化基因，激活了乡土文化的美学价值，将传统技艺与现代创新相结合，使其成为乡村经济与文化复兴的核心动力，她的实践助力景德镇陶瓷产业复兴，同时也证明本土美学在全球化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史蒂文·莱乌托尔德提出，本土美学并非简单的“地方特色”的堆砌，而是根植于特定地理环境、历史记忆与社群关系的文化表达系统，它强调“在地性”与“全球性”的辩证统一，主张通过美学实践实现对文化认同的再生产[2]。而费孝通笔下的乡土社会从“差序格局”中的人际伦理，到“农工相辅”中的生产智慧，再到“礼治秩序”中的符号象征，无不渗透着对自然、社群与生命的审美化认知。他认为中国社会深受乡土文化浸润，乡村社会结构、价值观、行为规范等皆源于农耕文明的长期发展，乡土社会的文化基因因此深植于人与土地、人与人的关系之中[3]。这种“文化基因”同时也令乡土社会蕴含丰富的美学价值，如安土重迁的稳定性、精耕细作的匠心、邻里守望的温情等，这些不仅关涉社会学，更是极具特色的本土审美表达，为重新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的独特性与价值提供了美学视角。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这种文化基因的载体之一——无论是传统手工艺、民俗节庆，还是地方知识体系，都凝结着乡土社会的生存智慧与伦理秩序。然而，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许多非遗项目一度被认为是落后的，面临失传危机。方李莉将非遗视为一种可转化的资源，通过“资源化”，非遗保护从博物馆式的保护转向活态传承，成为驱动乡村经济与文化复兴的核心动力[4]。

　　以景德镇陶瓷工艺为例，千年窑火不熄的秘密正在于其将本土美学深植于器物制造之中。青花瓷的纹样设计融合文人画意与民间吉祥符号，烧制工艺依赖家族作坊的代际传承，每一件瓷器都是文化元素的复合体。“器以载道”的造物逻辑与莱乌托尔德所说的“审美实践是恢复和保存本土观看和存在方式的最主要手段之一”[5]高度契合，本土美学不仅仅是抽象的理论概念，更是深深扎根于特定地方文化的实践和表达。地域性知识通过手工艺品、建筑等实现物化，成为人们可以感知和体验的审美对象。然而，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机械化量产挤压了手工制作的生存空间，标准化审美消解了地方特色。对此，方李莉提出通过激活美学基因来实现代际传承、生产体系的转化以及消费模式的转变[6]。例如，针对景德镇陶瓷产业，“景漂”艺术家将现代极简主义风格注入青花瓷纹样设计，在保留本土材料与工艺的同时，使瓷器引发跨文化的审美共鸣；数字建模技术辅助传统拉坯，使个性化定制与规模化生产得以兼容。这是一种“旧基因、新表达”式的美学实践，即“在本土美学中，文化整合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在艺术传统中发生创新”[7]。

　　本土美学必须通过创造性转化才能在全球语境中保持生命力，这一点也体现在“差序格局”在景德镇呈现的新演化形态上。传统陶瓷业依赖家族传承与师徒伦理，形成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封闭网络。而在当代“景漂”潮中，来自全球的艺术家、设计师与本地手工艺人共同构建起“以瓷为媒”的开放性社群。这种跨界协作并未消解其本土性，反而通过“美学对话”强化了地方认同，因为“美学在群体认同中的作用，与社会控制过程和权力关系息息相关”[8]。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在此体现为一种新型的“创意差序”——以技艺为圆心，以美学共识为半径，构建起跨地域、跨文化的弹性共同体。这一过程不仅复活了技艺，更重构了“农工相辅”的乡土经济生态。“中国自古就绝非一个单纯的农业国家，而是一个‘农工相辅’的国家。”[9]非遗资源化正是对这一特质的当代呼应，非遗产业依赖的既非复古的手工，亦非纯粹的机器生产，而是技艺与科技共生的第三条道路。非遗资源化的另一重要效应是通过创意经济吸引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视频博主、“数字游民”等先锋人群进入乡村。这些“新乡民”通过非遗创业，为乡村带来城市资本和技术，同时以乡愁经济反哺城市消费市场[10]。工业化导致的“乡土培植出来的人已不复为乡土所用”[11]的局面已发生改变，非遗资源化正在重建城乡人才双向流动的通道。

　　景德镇传统陶瓷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是乡土中国在地化实践的精彩范例。景德镇陶瓷制作涵盖采矿、制坯、施釉、烧窑等多个环节，分工精细、协作紧密，体现了工匠精神与集体智慧。其装饰艺术融合自然元素与人文意象，青花瓷的清新、粉彩瓷的艳丽、古彩瓷的淳朴，皆反映了艺术家对自然的细腻观察与深刻感悟，体现了本土美学“以‘自然意象’‘地方依恋’‘脉搏与本质’为当代美学生态重构提供了诸种素材与审美配方”[12]。同时，历史上当地陶瓷业的行会制度与师徒传承体系，在规范行业秩序、传承技艺的同时，塑造了陶工们的行为准则与价值观念，使景德镇成为中国传统手工艺与乡土文化紧密结合的典范，彰显了社会与审美交融的特质。现今，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打造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形成开放多元的创作交流平台，推动景德镇陶瓷文化走向世界。此外，景德镇还积极探索陶瓷文化与生态旅游、科普教育等产业融合的路径，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文化生态圈。通过采用传统创新、国际展览、跨界合作等方式，景德镇陶瓷既保持了东方美学特质，又融入当代设计语言，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载体，这种“和而不同”的实践正是对“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理念的生动诠释。

　　方李莉以三十年田野深耕，对景德镇这一“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微观样本进行深入剖析。这座“千年瓷都”的涅槃之路不仅印证了费孝通“乡土工业”理论的预见性，更在本土美学的基础上探索出城乡融合、传统与现代共生的实践策略。她并未止步于案例剖析，而是进一步将景德镇经验提炼为乡土文明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式，指出景德镇的发展模式“是实实在在地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并具有许许多多农业社会和乡土社会的特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将会成为我们建设未来的资源宝库，这是值得我们去进一步讨论和展望的”[13]。《〈乡土中国〉再认识》揭示了乡土研究的当代意义，启示我们“乡土中国”的现代化绝非“去地方化”式的被动模仿，而是通过本土美学重构实现的有根的创新。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乡土文明的韧性，当本土美学从“文化基因”转化为“发展动能”，当“差序格局”发展为“创意共同体”，当“农工相辅”升级为“数智生态”，乡土中国便不再是怀旧的对象，而是指向未来的路标，真正的现代化从来都是带着泥土芬芳的。

　　《乡土中国》诞生于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它以乡土为切入点，精准剖析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与文化特质。“‘乡土’二字对于中国人来讲是极其深刻而又厚重的，如果说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文化基因的话，‘乡土’就是中国的文化基因。”[14]这些特质既是传统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石，也是其现代化进程中的考验与冲击。《〈乡土中国〉再认识》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并未止步于对《乡土中国》的简单阐释与传承，而是积极回应时代诉求，在新的历史方位对乡土中国进行重构，为后农业文明时代中国的发展出谋划策。

　　从建设中国审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乡土中国〉再认识》为我们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路。中国的审美现代性不应仅仅是西方现代性话语的附庸，而应深深植根于本土文化土壤，从中国自身的社会历史变迁与文化传统中汲取养分，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也正是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目的——“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5]。乡土重构与后农业文明的实践为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建设提供了鲜活的现实素材与文化内涵。在乡土重构过程中，那些古老的乡村建筑、传统的农耕技艺、质朴的民风等，都成为建构审美现代性的宝贵资源，它们以一种原生态的美感，提醒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能遗忘来时路，不能丢失文化根脉。后农业文明倡导的生态化、可持续发展理念则为审美现代性提供了新的价值维度，促使我们在审美活动中更加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与平衡性，培育出一种具有生态智慧与人文情怀的审美现代性。当后农业文明的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审美实践，我们所构建的中国审美现代性必然是独一无二的，是一个既能传承本土文化精神又能与其他文化交流互鉴的开放且富有活力的审美文化体系。

　　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是静态的、自足的，这种静态描述的背后是乡土文明命运的隐忧。他试图通过“乡土重建”拼接因工业文明强势入侵、传统乡村结构分崩离析而散落的文明碎片，为中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方李莉延续了这一思考，但她将目光投向更远——在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生态危机的双重背景下，乡土不再是亟待拯救的“过去”，而是重构未来的“资源”。在此背景下，“费孝通理想中的分散式乡村工业和城乡循环互动将不再是幻想”[16]。“乡土重构”概念将乡土文明从“遗产”转化为“方法”，主张在城乡循环、技术赋能的框架下，重新激活乡土社会的文化能量。

　　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建设始终面临传统与现代的割裂。方李莉将审美问题置于乡土重构与后农业文明的框架中，提出了一种集“高生态、高人文、高科技”[17]于一体的审美现代性路径。一方面，她批判了工业文明下的工具理性审美。机器生产导致人与物对立，流水线上的工人沦为机器的附庸。这种异化不仅剥夺了劳动的审美价值，还催生了消费主义对自然的掠夺[18]。相比之下，乡土文明中的“手工精神”强调人与物的共生关系——工匠在制作时注入情感，器物成为人格的延伸，这种“主客交融”的审美体验正是后农业文明需要复兴的价值。另一方面，她将生态文明作为后农业文明的美学内核，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需以生态整体性为基础，将“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转化为当代实践[19]。例如，乡村中的艺术介入项目（如社会参与式艺术）通过激活村民的生态意识，重建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这种美学实践不仅关乎形式创新，更是一种文明观的革新——它要求我们将美学生产与生态可持续性视为一体两面。

　　在全球化困境、生态危机加剧的今天，中国能否以“乡土重构”为起点，以审美现代性为桥梁，走出一条绿色、人文、智能的文化自觉之路？通过揭示《乡土中国》的当代价值可以发现，未来的文明形态或许正藏在乡土基因中，而激活这些基因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敢于以文化自觉的姿态重新定义现代性本身。《〈乡土中国〉再认识》最终指向当下中国的发展问题，提醒我们中国式现代化不能简单复制西方模式，而需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张力中寻找独特路径。在高速发展的时代，唯有扎根乡土、敬畏自然、珍视人文，方能在现代性扩张的褶皱处，达成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的动态平衡。

　　如果说“乡土重构”是对传统资源的再发现，那么“后农业文明”则是对未来文明的原创性构想。在《在乡村振兴中思考“后农业文明”》和《“后农业文明”的概念与发展模式》两篇文章中，方李莉探讨了后农业文明如何成为“围绕着知识和创意组织起来的文化性生态经济”[20]，其核心在于将农业文明的生态性、工业文明的效率性，与智能时代的创新性相结合，形成一种“高科技+新能源+互联网+高铁+手工艺+文化产业+生态农业”[21]的生态文明结构，与前述“乡土工业”思想形成跨时空对话。费孝通曾设想，通过电气化技术将工业分散至乡村，避免集中化大工业对人与自然的异化。然而，受限于20世纪的技术条件，这一理想难以实现。但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与新能源技术的支撑下，分散式生产已非幻想[22]。更重要的是，后农业文明并非对工业文明的简单替代，而是通过“城乡联动”形成新的文明形态：城市扮演创意与技术枢纽的角色，乡村则发挥生态维护与文化传承的功能，两者通过高速交通与数字网络紧密互动。城乡人才鸿沟也在技术赋权与文化自觉的双重作用下逐步弥合。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中国正站在“乡土性”与“现代性”的交汇点。中国的现代化无须在“传统”与“西方”之间二选一，而应走一条“有根”的创新之路——将文化基因转化为发展动能，让乡土智慧照亮技术前沿，这就是“后农业文明”的发展模式。“乡土文明不需要依靠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和智能文明存在，但反之，那些高度发达的文明没有乡土文明作为基础就无法存在。因为乡土文明不仅能够给那些高层次的城市文明提供最基本的粮食以及来自大自然的各种馈赠，其还能为我们提供许多的文化资源，包括文化生态的多元价值。”[23]

　　“后农业文明”理论在乡土性特征及其现代化变迁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社会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的新变化和新趋势，探讨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型和重构，以及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由于网络技术与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结构正在由以往的集中化、规模化、标准化的模式，转而向扁平式的分散化、小型化、多元化的模式发展，这种新的模式具有某种农业时代的特征。”[24]后农业文明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绿色能源为核心特征，其本质是对工业文明标准化、集中化、资源消耗型模式的反思与超越。这一转向与“乡土工业”理念存在深刻共鸣。“在当时的费孝通看来，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赶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完全可以利用新技术，走分散式和集中式齐头并进的新型的工业化之路。”[25]而今天，这一设想已被付诸实践。例如，景德镇的手工艺作坊群通过电商平台与全球市场连接，形成“分散生产、集中创意”的新模式；年轻艺术家返乡创业，将传统技艺与数字技术结合，重构了城乡人才流动链条。这进一步印证了后农业文明与乡土社会的兼容性——技术非但没有消解“乡土性”，反而为其注入了新活力。

　　同时，后农业文明强调创新与多元化发展，这与乡土文化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不谋而合。后农业文明的扁平化、去中心化趋势看似与“差序格局”的等级性相悖，实则共享着灵活性与人性化的内核。例如，在互联网催生的“社群经济”中，人际关系虽突破地缘限制，却依然依赖信任与情感纽带；智能技术支持的分布式生产，既保留了家庭作坊的亲密协作，又通过云端协同实现效率提升。这种“以生态为主导的‘高科技’与‘高人文’合作”[26]的模式，恰是“差序格局”在数字时代的变奏，与乡土中国的文化基因高度契合。此外，费孝通笔下中国人的“知足常乐”“修己以顺天”，本质是一种资源有限情况下的生存智慧。这种智慧却在生态危机凸显的今天呈现超前性。中国古代技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维度上积累了宝贵经验[27]。后农业文明若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摒弃“征服自然”的傲慢，转而向乡土社会学习如何以节制与平衡的态度维系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乡土中国〉再认识》以深刻的思想洞察、严谨的学术论证与鲜活的现实关怀，为前人的经典理论注入时代活力，这既是同乡土理论的跨时空对话，亦是对人类文明危机的东方式回应。在后农业文明的理论框架下，方李莉揭示了传统乡土文化中潜藏的生态智慧与人文基因，还通过“本土美学”与“手工艺复兴”的实践，展现了乡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价值，为我们重新认识乡土中国、探索中国审美现代性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启示。景德镇陶瓷产业的涅槃重生，正是非遗资源化与城乡协同发展的生动例证，它证实在后农业文明时代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结合能够创造出新的经济与文化活力。这种实践为乡村经济、城市文化注入新的动力，实现了城乡间的双向滋养与协同发展。

　　“后农业文明”理论不仅批判了西方工业文明的线性逻辑，更倡导一种融合生态性、效率性与创新性的新型文明形态。这一理论强调生态可持续性与美学生活的结合，为破解全球生态与技术伦理的困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同时启示我们，现代化不应以传统断裂为代价，而需在扎根乡土、敬畏自然、激活人文的实践中，构建兼具本土特色与全球意义的审美现代性。这一思考不仅为破解传统与现代相割裂的难题提供了理论钥匙，更提示我们，在后农业文明的曙光中，既要坚定地走向未来，又要深情地回望乡土，从中汲取力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构建起一幅既有传统根基又能引领时代潮流的中国审美现代性之图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彩。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1ZD10）、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艺术乡建理论与实践”项目（项目编号：2023CX09）的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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