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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杜律所发布2025金融资管争议解决案例集 拆解150万亿资管市场纠纷痛点

　　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稳步迈向“质量驱动”转型新阶段，截至2024年底，资产管理行业总规模突破150万亿元，公募基金、银行理财、券商资管等多赛道协同发展格局逐渐成型。然而，随着产品结构日趋复杂、风险敞口更趋隐蔽，金融资管领域的争议纠纷也呈现专业化、精细化趋势。近日，金杜律师事务所发布《2025年金融资管争议解决经典案例集》，通过数十起典型案例，系统梳理了金融借款与担保、私募基金投资、资产管理、金融衍生品、信用证及票据等六大领域的争议焦点与裁判规则，为市场主体提供实操参考。

　　在金融借款与担保领域，关联担保的认定与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成为高频争议点。某银行与广东某新能源企业的借款担保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公司法》第十六条关于“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规定，应从立法目的出发，将“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提供担保”纳入调整范围，防止实际控制人利用优势地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同时，对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法院强调需从“实际受益”角度判断，若债务人配偶参与企业经营且从债务相关经营中获利，即便已离婚并分割财产，仍需以离婚时实际分得财产为限承担连带责任。此外，上市公司股票质押债权清收案例显示，场内与场外质押在标的证券、操作主体、登记流程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债权人需结合市场减持规则与执行程序，灵活选择违约处置、协议转让或司法拍卖等路径，必要时可通过引入战略投资人、资产置换等方式提升债权回收率。

　　私募基金投资纠纷中，普通合伙人（GP）的权责边界与业绩对赌条款的效力认定备受关注。在某科技公司与某投资公司的估值调整协议纠纷案中，法院指出，判断GP修改业绩对赌条款是否构成“擅自处分基金财产”，需结合交易背景、实际结果及私募行业特性综合考量。若GP的调整系为解决被投企业经营困境、引入新投资以保障基金整体利益，且经投委会决策，即便未获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也不应轻易否定其效力。此外，基金单方委托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若审计证据经被投企业确认且无相反证据反驳，可作为业绩补偿义务的定案依据；而业绩补偿与股权回购分属不同估值调整机制，在合同无禁止性约定的情况下，投资人可同时主张两项权利。

　　资产管理领域，通道信托的定性与管理人责任划分成为核心议题。某农商行与某信托公司的营业信托纠纷案明确，事务管理类信托（通道业务）与主动管理类信托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由委托人自主决策投资方向并承担风险，受托人仅提供事务协助，不承担主动管理职责。即便受托人存在轻微履约瑕疵，若该瑕疵与委托人损失无因果关系，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在无固定期限资管产品纠纷中，法院认定“无固定期限”产品进入新运作周期与“固定期限”产品续期性质不同，管理人基于合同约定及委托人利益延长运作周期，不属于违反清算义务；同时，若管理人已充分履行风险告知义务，具备丰富经验的投资者应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争议解决则凸显国际惯例的重要性。在某外资银行与某公司的原油掉期交易纠纷案中，法院认可ISDA主协议（国际掉期与衍生品协会主协议）的法律效力，明确掉期交易中提前终止净额结算条款的合法性。若一方构成违约，另一方有权依据协议约定指定提前终止日，并参考市场报价计算违约损失。而香港孖展账户（保证金账户）交易纠纷的境内追索案例显示，涉港平行诉讼中，即便香港法院已作出判决，内地法院仍可基于被告住所地等管辖连接点受理案件；同时，合同约定适用香港法时，需通过专业机构进行域外法律查明，以确定合同效力、利率标准及担保责任。

　　信用证与票据领域，独立保函的“有限审查”原则与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行权方式成为焦点。某大型国有银行与某进出口公司的信用证欺诈纠纷案中，法院强调，审查独立保函欺诈时，对基础交易的审查应限于与欺诈认定直接相关的事实，且主张欺诈一方需举证至“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独立保函的单据条件需严格依据保函文本确定，基础合同约定不影响保函单据要求。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纠纷中，三级法院历经多年审理后明确，持票人在到期日前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起的提示付款，若数据电文持续至提示付款期，可视为有效提示；而《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作为部门规章，不能直接作为认定票据权利灭失的依据，持票人通过发函、起诉等线下方式行使追索权，效力应予认可。

　　此次金杜律所发布的案例集，不仅梳理了当前金融资管争议的典型裁判规则，更折射出司法实践对“尊重市场规律”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平衡。随着金融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这些案例所蕴含的法律逻辑与实务经验，将为企业、金融机构及法律从业者提供重要参考，助力150万亿资管市场在规范中实现更高质量发展。